赵昺此次游览九华山不敢耽误时间太长，他们准备在此逗留一天，明日就要返回池州。过了未时，阳光已经不是那样强烈，大家也吃饱喝足，准备继续前往金地藏的肉身殿。预备在看过后在回到客寮歇息一夜，明日一早下山。
化城寺据肉身殿还有一段距离，赵昺依然是欲徒步前往，王应麟与谢枋得也不打算再乘轿。而和尚们有过午不食的戒律，于是留下王德与几个内侍在客寮，打理晚膳。他们身边只有倪亮和内卫随侍，轿夫们抬着空轿在后边跟随。
众人沿着山间通路向上攀行，此时的香客已经下山，途中只碰到三三两两的行人。赵昺目光所及也能看到扮作游方僧人和小贩的行动队员，散在他们一行人的左右，与内卫们通过手势和眼神交换通报周边情况，告知注意事项。
王应麟与谢枋得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所以大家行走的速度并不快，卢旭在前两步介绍周围的景致，两个老的伴在皇帝左右，侍卫们拱卫在周围。倒是很是惹眼，途中经过的寺院不时会有知客僧和小沙弥上前搭话，邀请他们进寺喝茶、参佛，让赵昺感觉有点到了前世火车站的感觉。
“五哥儿，对朱陆两学派争论不止形同仇敌的原因，可曾想过？”行了一段距离，有心事的王应麟追上小皇帝的步伐问道。
“吾以为朱陆二人的矛盾更多的是在学儒的方式及宇宙观上，究其缘由还是二人的生活环境和性情及人生实践上的不同，进而在学术研究上产生分歧。”赵昺想想道，其实放在现代社会就是个原生家庭的问题，朱陆二人出身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经历不同，自然会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
“五哥儿言之有理，朱陆二位高贤的出身确有不同。”王应麟对小皇帝看待问题的角度觉得十分独特，但也以为不无道理。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朱熹在十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立志要做圣人。
其父朱松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绍兴十八年，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
陆九渊生于一个九世同居的封建世家，他的八世祖陆希声曾在唐昭宗时任宰相，五代末因避战乱迁居金溪，遂买田营生，富甲一方，成为地方上的豪门大族。金溪陆族经过几代变迁，到陆九渊出生时，家境衰败，只有十亩左右的菜田和一处药铺、一处塾馆，只靠经营医药和教书授学来维持家计。
但至此，陆门仍保有宗族大家的风度。仍凭借良好的家风被乡人尊崇，曾经在家中推行司马氏书仪中所提的冠婚丧祭等礼仪。陆门家风整肃，治家依靠严格执行宗**理，同时，也靠家庭成员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各尽其能，各供其职。闻名州里，甚至受到孝宗的称赞。
所以，朱熹所学是来自于家庭和老师，承袭了二程‘洛学’正统，从而为自己以后的学说奠定了基础。而陆九渊所学则是来自家中的藏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以为孔子之后其学“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但其中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不过吾以为他们之间只是学术上的分歧，而非根本上的矛盾。起码在‘义利’上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如此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修习方法上有着统一点，认为无论是读书，还是考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赵昺言道。
“嗯，确是如此，朱陆两位高贤入仕后，皆对时弊进行了革除，做了于民有益之事。”谢枋得道，他对两人的品德上也没有什么疑义。
朱熹在入仕期间，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的弊端。淳熙十六年，诏命其知漳州，他到漳州赴任后，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
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十月，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
陆九渊认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治国家疾病的“四君子汤”。光宗绍熙元年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当时，金兵南侵压境，荆门地处南宋边防前线。其看见荆门没有城墙，认为这个行政区域位于江汉平原，道路四通八达，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守护随州、钟祥，西面扼守宜昌；荆门巩固，四邻才有依靠，不然就会腹背受敌。于是，下决心修筑了城墙。
陆九渊还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的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外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的税收日增。他推荐或提拔下属，并不看重资历与出身。